创惠优配 “清”澈的爱，只为中国！

他，在飞机出现故障之时

选择驾机与日本敌舰同归于尽

以身殉国

他是土木工程系校友沈崇诲

她，和同学组成“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”

在寒冬时节从清华园出发

一路南行至南京

只为宣传号召抗日救国

她是历史系校友吴瀚

他，运用所学研究烈性炸药

为抗日战争输送武器

被称为“地雷战之父”

他是物理系校友熊大缜

……

他们都是清华人

凭借满腔热血

保家卫国、至死不渝

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

信仰的光芒穿透时空

在民族记忆的长河中灼灼生辉

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

让我们重温他们的故事

“打回东北老家去！”
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清华师生掀起抗日爱国热潮，一批师生在此时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成为最早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战士。

政治学系的张甲洲就是其中之一。眼见东北被日军侵略，从小生活在松花江边的张甲洲义愤填膺，他召集了几位东北籍学生，共同商讨如何“打回老家去！”

张甲洲

心怀“不赶走日寇，誓不回还”的誓言，1932年4月，这些学生告别清华园，奔赴东北。几个月后，经张甲洲等人多方联络，抗日队伍扩充到500多人，成为日军占领黑龙江后该地区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一支抗日游击队。此后，张甲洲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派遣，化名张进思，在敌占区富锦县开展秘密工作。

1937年8月间，张甲洲的身份遭到日军的怀疑，地下党领导决定让他撤离富锦前往抗日部队。不幸，张甲洲在撤离的路上遭到敌人的阻击，中弹牺牲，时年30岁。一位英勇的爱国青年就此陨落。

冯仲云

同样早期就在东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还有算学系的冯仲云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冯仲云任教的哈尔滨商船学校撤退到青岛，冯仲云则留在东北，参加抗日斗争。

1934年4月，东北地下党组织因叛徒出卖受到严重破坏，冯仲云成了敌人重点缉拿的“要犯”，哈尔滨街头到处贴满了冯仲云的“头像”。在哈尔滨冯仲云难以开展工作，于是前往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。

东北抗日斗争的野外生存环境艰苦异常。出生在南方的冯仲云尤其畏冷，而冬天的东北山区气温常常低至零下40多摄氏度。他和战士们一度断粮一个多月，偶尔吃野菜充饥，脸肿得互相不认识。江南书生冯仲云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生存了下来，逐渐成长为一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东北抗联将领。

于天放

经济系于天放的经历可谓传奇。1932年春，于天放与张甲洲等人共同踏上“打回老家去”的征程。1940年“抗联第三路军”编成后，于天放担任第六支队政委，而冯仲云此时成为于天放的直接上级，他们的关系也更加紧密。他们率领的游击部队“在富锦、绥滨沼泽地带和完达山系的七星砬子山越地带，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战斗”。

此后，于天放曾经历“生死一刻”。1944年12月19日，因叛徒出卖，于天放被日军逮捕，遭受百般折磨。由于坚决不投降，敌人决定对他执行“死刑”。就在最后的危急时刻，于天放在难友的配合下，击毙日本看守，幸运逃出。途中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，立即组织了“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”，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呐喊与抗争

自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加紧侵略中国，国内局势日益紧张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，清华师生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。

《告全国民众书》

“华北之大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！” 这句振聋发聩、掀起“一二·九”运动高潮的呐喊，就出自清华大学老校长、当时还是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学生的蒋南翔。

校学生会干事合影，左一为蒋南翔

据蒋南翔事后回忆，他“当天晚上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，杜门谢客，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”，写出了《告全国民众书》。文章写成后，被油印出来，在游行当天的队伍中广为散发。文章字里行间澎湃激越，表达了当时青年学子们的共同心声。

清华学生会抗日救国委员会合影（左一为黄诚）

地学系的黄诚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请愿游行的领队，先后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活动，带领同学们冲破军警的阻挠。在市民大会上，黄诚手持用硬纸做的话筒，站在一个土墩上，激昂慷慨地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野蛮侵略，东北民众的苦难，华北的危机，不少听众为之泪下。此后多年，黄诚一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。

不幸的是，1941年初，皖南事变爆发，黄诚被捕。面对威胁，黄诚视死如归，他曾设法托人带出一封信，上面写道：“几年来从事抗战，无愧于心。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。” 1942年4月23日，黄诚等人被押解离开上饶去福建，途中被特务杀害。时年仅28岁。

当时，虽然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运动在国内掀起巨大浪潮，但最初并不为国际所知，而社会学系陆璀为此爱国运动得到世界关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陆璀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当天，陆璀手持话筒激昂演讲的场景恰好被拍下，刊登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《大众生活》杂志上，自此成为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经典画面。

不久之后的12月16日，游行队伍到达宣武门时受阻。陆璀试图打开城门，遭到军警的逮捕、殴打。一位美国记者注意到这一幕，对她进行了采访。第二天，美国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相关新闻，将陆璀誉为“中国的贞德”。这一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。

1936年秋，陆璀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到日内瓦出席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，当地媒体竞相采访“中国的贞德”，“一二·九”运动就此走向了世界。

清华大学“一二·九”南下宣传自行车队（二排右一为吴瀚）

在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运动后，清华学生的爱国救亡热情不减。面对军警的严密盘查和围堵，学生无法再上街游行，一支特殊小分队应势而生，它就是“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”。历史系的吴瀚毅然报名加入了这支队伍。

吴瀚与同学高原、罗清、凌则之等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园出发，途经天津、宿县、滁县等地，沿途宣传号召抗日救国。车队的生活异常艰苦，有时找不到旅店安身，有时找到了队员也只能和衣侧身而卧，头对脚、脚对头地挤在一起。

“风雨侵衣骨更硬。” 经过1300多公里的艰难征程，1936年1月13日，车队终于抵达了南京。队员们后来将自己的名字各取一字，集字成联，以不忘当年的血性拼搏：“坚琦照新瀚，仁德振威荣；长城如海龙，雨仕让金山。”而吴瀚成为最后剩下的21人中，唯一的一位女性。

奔赴抗战一线

蒋南翔在一首关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自述诗中写道：“星星地下火，曾为举火人。”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震惊中国，清华涌现了一批曾经的“举火人”，选择奔赴抗战一线。星星之火，已然燎原。

姚名达

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姚名达，在成为大学教授后，选择支援前线，最终壮烈殉国。

1932年，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。突然的战火点醒了姚名达，他不能只沉浸于埋首书卷的工作，而是应该参与到救亡图存的事业当中。他相继发布多篇文章，为抗战宣传事业贡献力量。

1940年8月，姚名达应邀成为大学教授。1942年，日本侵略军企图打通浙赣、粤汉铁路线，姚名达所在的江西泰和形势紧张。在最后一节课上，姚名达慷慨激昂地表示：“大敌当前，唯有奋起抵抗。”课后，他便号召同学们加入战地服务团，支援前线部队，由他担任团长。

7月7日，姚名达一行38人服务团抵达江西省新干石口村，在此处遭遇日寇袭击。战地服务团师生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，灭敌一人后，姚名达不幸牺牲。

沈崇诲（左二）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体育比赛获奖的合影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上映时，影片中沈光耀的角色令人印象深刻，他的原型正是抗日烈士沈崇诲。

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沈崇诲，被分配到绥远省工作时，正是1932年7月，当时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和冀东后，又觊觎绥远。血气方刚的沈崇诲曾多次表示，要保家卫国。

恰逢中央航空学校招收新学员，沈崇诲顺利进入第三期轰炸科学习。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任飞行教官，驻扎在安徽广德。

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。8月，淞沪会战爆发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30多艘军舰集聚上海，耀武扬威，其中“出云舰”更是气焰嚣张。

自8月14日至19日期间，沈崇诲驾机参加了多次轰炸行动，表现英勇。他曾喊出“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，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！”对沈崇诲来说，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。

8月19日清晨，他所在的大队奉命轰炸在吴淞的日舰。飞行途中沈崇诲驾驶的轰炸机突然发生机械故障，尾部浓烟滚滚，速度减慢，脱离编队。就在此刻，沈崇诲驾着飞机突然俯冲而下，奋不顾身地向敌军“出云舰”撞去。电光石火间，沈崇诲选择与敌舰同归于尽，年仅26岁。

凌松如（凌则之）

先考入物理系后转入社会学系的凌松如，一直是一位积极热血的爱国青年，先后参与了“一二·九”“一二·一六”两次大游行，以及“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自行车队”，那时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他，虽然车技生疏，但爱国之心炽热如火。

眼见形势危急，报国之志愈坚。1936年冬，凌松如投身抗战一线，改名凌则之，到太原参加山西军政训练班。后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。

在著名的“百团大战”中，凌则之率部队赴太行区参加正太路破袭战，他身先士卒，机智勇猛，和战士们一起出色完成任务，切断了敌军的运输线。

我军的胜利使日寇趋于疯狂。同年12月，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，在与敌人浴血奋战中凌则之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，时年27岁。

叶企孙（中）、熊大缜（左二）与抗日战士合影

物理系的熊大缜在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同样选择投身抗战一线。他放弃德国留学的机会，推迟了婚姻，到冀中参加抗日。

熊大缜运用所学，与技术研究社成员一起，成功研制了高级烈性黄色炸药。他还筹建了总供给部兵工厂，工人有2000多名，专门制造手榴弹、地雷、迫击炮及炮弹等。这些武器在炸毁敌人坦克、火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熊大缜也因此被称为“地雷战之父”。

运用所长，智识报国

在国家危亡之际，还有一群清华人，选择发挥所长，为抗战倾其所有，提供坚实的支撑力量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叶企孙在清华园内的北院7号住宅前

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、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就是其中之一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叶企孙留在平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。当时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缺乏原料，叶企孙得知情况后，当即设法筹集款项并购买所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，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。之后，他又数次组织学生和科技人员前往冀中支援抗战。

1938年，王光杰与王新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合影

1938年，华北大部沦陷。在电机工程学系学习的王光杰（后改名王士光）本想奔赴抗日前线，后来由于组织需要，他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参加抗战。

当时，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，组织找到王光杰，让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，并筹建秘密电台。王光杰没有犹豫，立马前往天津。为了掩护工作，他与一名叫王新的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房，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。

这些情节，令人想到电视剧《潜伏》。其实，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负责地下电台的李侠夫妇的原型之一，就是王光杰和王新。

清华金属学、无线电和农业特种研究所科研人员合影

“抗战不胜，誓不剃须”，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朗声说出这句誓言时，正与200余名师生徒步穿越湘、黔、滇的崇山峻岭，他们的目的地是昆明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南下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后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直至1946年北上复员。

时逢战火纷飞、风雨如晦，西南联大师生秉承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，不仅维系了中华教育命脉，培养出一批在各领域出类拔萃的大师、学者，还为抗战贡献所学，提供支持。清华设立5个特种研究所，其中航空、无线电、金属学3个特种研究所，进行着直接为军事服务的科学研究。1942年清华航空所完成了政府委托设计并制造的三架滑翔机任务，其中一架被命名为“清华号”。